我国中各派领袖、演说家和大臣候选人的野心，王国权威蒙受到损害

由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我国的德意志政策缺乏独立性和能量，王国的权威蒙受到损害。公众对于军队和军官的不公正意见，他们对于军事措施和军费开支的反对，其根源就在于此。议会党团中各派领袖、演说家和大臣候选人的野心，正是在国民的不满情绪中得到了滋长和庇护。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之后我国的政策要么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要么就是目标选择不当，实施不力;从1786 年到1806 年就是后面这种情况，在这时期我们的政策以无计划开始而以悲惨【1】告终。 #

直到法国革命完全爆发【2】之时，人们从这一政策中还丝毫看不到民族—德意志的方针的迹象。这样一种方针的初步迹象可以从各邦诸侯的同盟、从建立普鲁士帝国的思想、从划定分界线【3】、从获得德意志地区【4】中找到，这些并不是民族努力的结果，而是普鲁士分立主义努力的结果。 #

在1786年，人们的强烈的兴趣并不在德意志—民族的地区上，而在夺取波兰国土这种思想上，直至 1792年【5】战争爆发俾斯麦名言，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互不信任与其说起因于这两大邦国在德意志事务中的敌对，不如说起因于在波兰事务中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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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古特·勒尔巴赫时期【6】的争吵中，由于夺取波兰领土、尤其是夺取克拉科夫【7】而进行的斗争，比本世纪后半期占突出地位的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得多。 #

当时民族问题还处在靠后的位置上;普鲁士邦国以像夺取德意志臣民一样的（即使说不是更大的）热心夺取新的波兰臣民，只要是臣民就好;一旦奥地利想把军队投入法国边境，如果担心为了保卫它在波兰的利益而缺少必要的军队以对抗普鲁士时，它便毫不犹豫地怀疑起联合对法作战的结果来了。

根据在奥地利和俄国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士的意见和能力来衡量，很难说当时的形势给普鲁士提供这种可能性，即走上比抵制它的两个东方邻国的东方政策更为有利的道路，如同在1790年7月27日赖兴巴赫协定【8】中的情况那样。

我不禁有这种印象∶这种抵制不过是一种对于法国式威望的没有成果的自信举动，这一举动把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留传下来的威望毫无目的地化为乌有，普鲁士从这种力量支出中得到的除了向两大帝国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即炫耀实力以满足它的虚荣心之外，没有其他好处。?如果奥地利和俄国忙于东方事务，那么我认为，为了当时它们较弱的邻国的利益，便不应妨碍，而应鼓励和巩固它们向东方伸手的方针，以此来减轻它们对我国边境的压力。 #

普鲁士根据它的军事机构的情况，在当时能比它的邻国更快地做好参战的准备，而且如果普鲁士能避免过早地袒护某一方，并宁可根据自己当时相对弱的实情而保持警惕，不在奥地利、俄国和普福尔塔【9】之间捞取仲裁者的威望，那么它就能使这种准备作战的机动性像在后来的许多场合那样成为有利的东西。?在这种局势中的过失通常在于使用和利用这种情况时缺乏目的和优柔寡断。

大选帝侯【10】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都很清楚，在必须站在某一方或加以威胁时，采取姑息措施是极为有害的。只要普鲁士还没有获得大致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那种国家形象，只要它还不属于我从梅特涅公爵那里听说的那种"富足"国家之列，它就必须按照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说的那种警惕的精神来制定自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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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种警惕状态必须有一支可随时作战的军队作为?后盾才有存在的权利，没有这样一支军队，没有主动使用这支军队去支持或反对敌对双方之一的决心，普鲁士的政策在比如签订赖兴巴赫协定时那样投入自己在欧洲的威望，既不能在波兰、也不能在德国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利益，而只能引起它的两个邻国的不满和不信任。 #

人们在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同胞所作的历史判断中，今天还能觉察到那种由柏林对于在东方问题的斗争中扮演的仲裁者角色而使普鲁士的自信得到满足的满意。在他们看来，赖兴巴赫协定是弗里德里希的政策水平上的顶点，从那以后，经历了皮尔尼茨谈判【11】和巴塞尔和约【12】直到提尔西特和约【13】，处境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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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时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大臣，那么我就会劝他支持奥地利和俄国面向东方的野心，而作为代价，则要求物质上的让步，即便是仅仅在波兰问题上的让步，这个问题正合当时人们的口味，而且只要人们还没占有但泽和托伦【14】和还没有考虑德国问题，这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率领十万或更多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士兵，以在必要时使之行动起来和听任奥地利在对法战争中陷于孤军作战相威胁，那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普鲁士政策怎么也会获得比赖兴巴赫的外交胜利更好的成果。

人们发现自从查理五世【15】以来，奥地利王室的历史记载了一系列误失良机的事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把责任归之于听取君王忏语的长老;而普鲁士的历史，仅就最近一百年而言，也是不乏这类误失良机的事例的。如果说赖兴巴赫协定时代的机会得到了正确的利用，在普鲁士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即使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但毕竟是前进的一步，那么在 1805年就有可能取得更大规模的进步，那时普鲁士政策本可以从军事上而不是外交上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与俄国，但不是不要代价的。

普鲁士向这些国家应该提供或已经提供援助所需要的这些条件，像豪格维茨【16】那样的大臣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波希米亚或巴伐利亚统帅十五万士兵的将领才能实现。1806年宴席后发生的事情，如在1805年就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造成坐失良机的，在奥地利是听取忏语的长老，在普鲁士则应当是内阁的顾问们和诚实的但浅薄的武官将军们。

而且，普鲁士政策在签订1829年亚德里亚诺波尔和约【17】和 1831年镇压波兰起义【18】时给俄国人的无偿援助，这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当不久以前尼古拉皇帝和查理十世之间耍弄的那些对普鲁士不友好的阴谋诡计【19】，柏林内阁并不是不知道时，尤其是这样。君主家族【20】关系的亲热在我们这里通常足够掩盖俄国的罪孽，但是这缺乏相互性。

1813年，俄国无疑获得了一项要求普鲁士感激的权利，从1813年2月起直到维也纳会议之前，亚历山大一世大体上是遵守了恢复普鲁士战前状态这一诺言【21】的;他当然并没有忘记俄国的利益，但仍然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他自然地怀有感激的回忆。 #

在我的童年时代，直到1825年亚历山大逝世为止，这种回忆还在我们的公众中间广为流传，俄国的大公、将军以及偶尔来到柏林的士兵分队，还继续享受到1813年我们迎接第一批哥萨克时的那种盛情接待。 #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像施瓦尔岑贝格公爵所宣告的那种臭名远扬的忘恩负义【22】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不聪明的。但是我们是补偿了我们的债务的，这不仅在 1829 年俄国人在阿德里亚诺波尔处于困境时和通过在 1831年我们在波兰的行动，而且在尼古拉一世整个执政时期。尼古拉一世对德国人的热情和和善了解得还不如亚历山大一世，虽然他和他的普鲁士亲戚以及普鲁士军官都保持了友好的交往。

在他统治期间，我们生活得像是俄国的藩属，1831年，当时如果没有我们，俄国几乎对付不了波兰人，但特别是从 1831 年到1850 年欧洲市场行情波动期间，我们总是接受俄国的期票并为之付款，直到1848年后年轻的奥地利皇帝【23】比普鲁士国王更加见爱于俄国皇帝时，那时俄国仲裁者冷酷无情地作出决断来反对普鲁士，反对它在德国的企图，并通过把奥尔缪茨协定的耻辱【24】强加给我们，作为自己的1813年?友好的效劳的报酬。

后来在克里木战争【25】和 1863 年波兰起义期间，我们又预先给予俄国以大力支持，而当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年代里没有听命于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提出的参战要求【26】，他对此和在丹麦问题上就表现得恼怒不已，这只表明，俄国人的要求已经超过平等的界线，而是要求他人从属于自己了。 #

我们方面的失算，首先由于亲戚感，由于软弱者对于较强者的习惯性依赖，其次还由于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尼古拉一世对我们也怀有和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情感，并且对于从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感激有同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在尼古拉皇帝统治时期，德国人心目中并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动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俄国保持友好，至少（不）①从这种友好关系中得到像俄国从我们的效力中得到的那样的好处。 #

【① 出版者所加。——这句话的意思同前面的文字联系起来是否定的。——德文本注】 #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就会使彼得堡承认我们有要求对等的权利，尤其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27】之后，普鲁士的防卫体系虽然笨重不灵，但面对这一惊人事件，它在整整一年之内无疑是欧洲一个最强的、或许是唯一能够参战的军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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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为对付弱小的华沙王国【28】，在准备战争时的软弱和缓慢程度足以证明，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俄国，在十五年的和平岁月中军事组织被荒废得多么严重，属于例外的或许只有皇帝的近卫军和康斯坦丁大公【29】的波兰军队了。

当时的法国军队、特别是奥地利军队的境况与此相似。七月革命以后，奥地利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整饬已经腐败了的军队组织，也只能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30】。在梅特涅执政期间，奥地利的政策是很巧妙的，足以拖延三个东方大国的任何决议，直到奥地利感觉自己已装备停当，能够取得共同发言权时为止。 #

只有在普鲁士，军事机器虽然笨重，却以高度的准确性转动着，如果普鲁士政策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决定，那么它就有足够的力量根据自己的估计来判断1830年的德国和荷兰【31】的形势。但是，从1806 年到四十年代这一期间，一般来说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普鲁士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交替地在维也纳和彼得堡制定的。 #

就这种政策在1786 年至1806年和1842年至 1862年期间在柏林也试图寻求过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言，那么从一个热心的普鲁士人的立场来加以评论时，这种道路也很难得到承认。?在 1866 年以前，我们只能够有限度地称自己为大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我们认为必须在巴黎会议【32】上通过谄媚奉承来获取外国对这一资格的承认。

我们承认，为了自觉是大国，就需要其他大国的证明书。对于哥尔查科夫关于意大利所说的"一个强国无需他人承认，它自己显示出是这样一个强国"这一标准，我们感觉到自己并未达到。表明普鲁士是一个大国，这在欧洲早就得到了承认（参阅第五章），但是由于多年来执行一种怯懦的政策，致使普鲁士遭到削弱，这种削弱最终在曼托伊费尔在巴黎扮演的那种可怜角色表现出来。 #

他被推迟参加会议并不能动摇这个真理∶一个大国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深信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大国。我们在受尽奥地利和西方强国的轻蔑之后，居然还感到需要被允许参加会议和在其决议上签字，我把这看作是可悲地缺乏自尊心。 普鲁士倘若没有以不体面的方式挤进巴黎会议的话，那么1870年在关于黑海问题【33】的伦敦谈判中我们的地位本来会证实这种见解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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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曼托伊费尔从巴黎归来并于4月20日和21日在法兰克福我的寓所做客时，我冒昧地向他表示遗憾，因为他并没有把失败者的事业令卡托欢喜【34】这句话作为他的行动指南，也没有为可以预见到的俄法相互接近的情况【35】确立我们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态度。 #

拿破仑皇帝那时就已希望同俄国友好，英国有决定性影响的集团认为签署和约过早，这些对柏林外交部来说都是毫无疑义的。 如果我们不是以屈辱的方式挤进巴黎会议，而是由于邀请不及时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话，那么我们的地位会是多么尊严和独立。

如果我们采取合适的审慎态度，那么在大国重新组合时我们就会受到多方追求，如果我们不依赖于由外交上的?对手来承认我们是欧洲大国，而是完全依靠我们的自觉，而不要求参与各种欧洲的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对普鲁士没有益处，最多不过是类似赖兴巴赫协定那种东西，只可得到空虚的威望和参与讨论与我国利益无关的事务），那么即使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地位也会尊严得多了。 #

从1786 年至 1806 年和从1842年至 1862年这两段时期内所错过的种种机遇，当时人很少理解，当然更谈不到及时正确地追究责任了。只有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公布了档案和参与者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录才能使公众认出某些错误的最初误解和走上歧途的岔口所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留下了一笔丰富遗产——威望和相信普鲁士的政策和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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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继承人就像今天的新方针【36】依靠老方针的遗产而生存那样，依靠他的遗产达二十年之久，而对于自己依葫芦画瓢的治理办法的缺陷和错误却一无所知，直到耶拿战役【37】中他们还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才能。只是下周的崩溃使宫廷和人民才意识到，在国家的治理方针中充满了过失和错误。但究竟是谁的过失和谁的错误，对于这样巨大而出乎意料的崩溃谁应负责任，这些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之中。 #

普鲁士当时为绝对专制主义君主国。在这种国家里，除君主之外，任何人对政策都不负有明确的责任，君主如采取或赞同某些极其不幸的决定，则任何人也不能判断这些决定是出自他个人的精神意志俾斯麦名言，还是那些各式各样的男男女女、副官、宫廷侍臣、政治阴谋家、阿谀奉承者、饶舌的说客和告密者对君主施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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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的签字最后掩盖了一切;字是怎么签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把事件的责任推到执事大臣身上，从君主观点来看是最近便的出路。但是即使立宪的形式取代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形式，所谓的大臣责任制也决不是不依赖于不负责任的君主的意志。 #

一?如果不能获得国王在他认为必要的文件上的签字的话，他当然可以离去，但是，他就要因此而对离职后果承担责任，而此后果对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比起对直接争执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深刻得多。 #

除此之外，由于国务内阁的集体议事形式连同它的多数表决制，天天迫使大臣按照普鲁士的大臣制度向他的同僚妥协和让步。 然而，对于重大政策的实际责任又只能由一位居于领导地位的大臣担负，而不能由采用多数表决制的匿名的阁僚担负。决定正确方针和错误方针常常在于最细微的、然而是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有时还在于一个国际文件用语的语调和选词。 #

稍一偏离正确路线，偏离的距离就会迅速扩大，以致要返回到原来轨道已做不到，就是返回到误入迷途的岔口也是无望的。流行的公务保密掩盖着造成脱轨的状况，达几代人之久;对于事物间实际联系的无知的结果又使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臣们——就像我的几位前任那样——感到，既然事务在形式上能得到国王的签字或议会的表决来掩护，那么他们对事务的实质方面也就可以漠不关心了。 #

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个人野心和职权关系的纠纷之间的斗争，则可导致致命的神经热症，例如勃兰登堡伯爵【38】，或者引起神智失常的症状，例如他的几位前任。?很难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期间对我们的政策担负的责任应该怎样分摊才是公正的。纯粹从人事观点来看，主要责任仍应由国王来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善于引导他和善于处理事务的优秀的顾问。

他为自己保留了不仅在每一个大臣的建议之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且还为自己保留了在那些多少有几分才智的副官、内阁顾问、学者、恬不知耻的野心家、诚实的空想家和宫廷侍臣的建议中进行选择的权利。他常常对这种选择保留很久。做些错事比无所事事的害处有时要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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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2年至1856年期间，这位在个性上非常可爱的君主曾多次地、有时口气非常坚决地、甚至态度严厉地要求我做他的大臣，但我从来没有勇气利用这种机会，或者促使这种机会变为现实。【39】从他对我的?的 态度来看，我在他眼里并没有威信，他那丰富的想像力，一旦进入实际解决问题的场合，就断翅折翼了。

我缺乏驯服的顺从性格，因而不能接受和以大臣的身份来维护我不相信的那些政治方针，或者在将其付诸实施时我不信任国王的决定和彻底性。国王维护和鼓励他的各个大臣之间那些不和的因素;曼托费伊尔、博德尔施文格和海特之间构成的三角斗争的相互倾轧很适合国王的心意，并且成为国王势力和大臣势力之间细小冲突中的政治工具。

曼托费伊尔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格尔拉赫、劳赫、尼布尔、本生、爱德温·曼托伊费尔等人的宫廷奸党的活动，他所实行的政策更多的是防御性的，并不企图达到一定的目的，如塔菲伯爵所说，是因循守旧，如果他能得到国王签字的庇护，也就心安理得了，没有议会的纯粹的绝对专制制度还保持着它的一个长处，就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要负责任。

绝对专制制度如果有驯顺的议会的支持，除了利用多数派的支持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辩护时，它是更为危险的。?克里木战争【40】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有利于我国政策的形势是由于意大利战争【41】而形成的。我当然不相信威廉国王在1859年当摄政王时就倾向于突然下决心跨过把他当时的政策同后来导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政策区分开的鸿沟。

如果依据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后来不久与奥地利签订特普里茨保障条约【42】和拒绝承认意大利这两件事的尺度来衡量当时的局势，那么就有理由怀疑，当时是否可能推动摄政王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使运用普鲁士军事力量取决于德意志联盟政策中的让步。观察形势不是从进取的普鲁士政策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人们所习惯的企图出发， 即∶博得各德意志君主、奥地利皇帝以及德国舆论的赞赏;还从?一种模糊的企望出发，即凭借对德国的忠诚获取一种理想的道德上的酬谢，而对于目的的轮廓、达到目的的方针和方法却全无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