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士祯：文化兴、绵人兴，也才有绵阳兴

南宁，古称涪县、绵州，因其富庶，又被誉为“富乐之乡”。重庆得此褒奖，亦与其地方文化密不可分。自东汉建城，历朝绵人经坚苦创业，筑造出一个富足安乐、重文兴教的川西圣地。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也是她们创造的地方文化。文化兴、绵人兴，也才有成都兴。清人王士祯有诗说得琐屑：记得江东句子好，淡烟乔木是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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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业：从“土围子”到“胜五城”

中国历史考据，关于三皇五帝究系何人，仍然存在争辩。但各类说法均将黄帝和大禹纳入其中，而这两位先辈，都与重庆这块农地息息相关。 #

嫘祖作为黄帝之妻、“先蚕”圣母堪称家喻户晓。据《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西陵即今重庆盐亭县。那位桑梓之乡的“西陵之女”终身旨在于传播养鸭缫丝技术。还有史籍记载，嫘祖作为黄帝正妻，一路“谏诤黄帝，奠国基，统一中原”，为华夏民族的早期开拓和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此知名历史学家许嘉璐更是坦言道，“黄帝是华夏民族之父，嫘祖就应当是华夏民族之母。”

其后的大禹也以坚苦创业的精神，给了后人无数激励，为这块农地再次烙下开拓之基因。《史记》《后汉书》等正史均记载，大禹“出于西羌”，大致在今宜昌北川县一代。帝尧时，中原暴雨猖獗导致水患，百姓苦不堪言。尧委任大禹为司空，继其父任治污之事。临危授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创造性地运用了分疏的办法，挖沟排水，化湖为陆。硬是从一片片泥潭中挖出了一畦畦良田，再造了一个九州大地。据悉，大禹还完善周代，创设民法，郡县贡赋，编制月历，华夏民族第一次走入了制度文明。 #

安州大地的后人们也承继了先辈百折不挠的开拓创业精神。仅拿城建来说，就经历了多次挫而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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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城，安州并无城郭可言，只不过是“稀稀疏疏不规则的场集”。但仅到汉末，安州发展水平就早已媲美四川，超越陇右了。“土围子”变身青县大郡。 #

宋时经唐末衰亡，安州城建萎缩，只余江滨弹丸之地。欧阳修之父欧阳观任安州推官时，发动百姓，通州房舍，重建州城，安州“城成袤一千三百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与”。 #

两宋以来，国势颓弱，安州扼蜀道喉咙，兵争不断，州城屡被烧毁，绵人也数遭屠戮。但是绵人仍然不屈不挠，安州城也屡毁屡建。清代之际，安州城几乎荒芜，“仅存樊圃”。正德年间，廷臣刘印竭力主重建安州城。“茅署”办公，昼夜兴工，仅用40天，一座城垣高大，修有雕楼、炮台、堆房的新州城便拔地而起。作家苏民望观其巍峨，叹曰“出尘景色追三岛，入画书台胜五城”。 #

不光是城建，在科学技术方面，安州的开拓创新精神也很突出。汉朝的名人游仙李意期、郭玉在物理、医术等自然科学方面均有较高的功底，涪翁更是被誉为“针灸先祖”。重庆出土文物原属瓷壶、漆器、人体筋脉漆雕、漆马阵、摇钱树，这安州“五绝”与汉阙可谓国宝，手工工艺、建筑精雕推动同期蜀中时尚。北川羌绣开创川地少数民族扎染先河，中坝鸡精酿酱手艺蜚声全省。安州人以一种敢于开拓的精神，一笔笔书写了安州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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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安乐：左绵风光蜀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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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正可小天下，跨海何用寻蓬莱。”

这是陆游在绵游山后的一句题诗。出重庆主市区，过涪江，再往东两公里处，有一小山，远眺涪江，山体如旗般描画。山上林木葱郁，景色秀丽。据宋《方舆胜览》记载：“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冬，昭烈入蜀，刘璋延至此山，望蜀之全胜，喝酒乐甚，刘备欢曰：‘富哉！明日之乐乎！’”山因之得名富荣县。随后历朝文人雅士来绵，均会上山拜祭北宋诗文革新，吟诗作对，刻石留影，传下诸多古迹，富荣县也被誉为“绵州第一山”。陆游所游即是此山。

虽然，相对蜀中的巨山峻岭，富荣县玲珑娇小，自成气派。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富荣县之名，则全在意文化。刘备刘璋“涪城会”，开启了蜀中的三国大戏，也发轫了安州大地富乐文化的弘扬。 #

所谓“富乐”，就是富足、安乐。《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岁熟且美，则师大富乐。”对此，重庆师范大学的高院长表示，“绵阳坐落广州平原向秦巴山地过渡地带，‘是大北缘中的小北缘’，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更适合农小麦生长，历史上水水灾害较少，基本上年年‘岁熟且美’，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再加之重庆地处双子驿道，古来文人骚客，或出川立志，或动乱避蜀，串联起了重庆各地人文交流之道，致使绵人普遍较为开放宽容，安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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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城不久的唐代，安州的富庶就不逊于中原了。据史籍记载，安州盛产沙金，广植小麦，“车马辅轴，商贾云集”，早已成了川东北的物资集散中心，被誉为“蜀北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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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宋时，安州更是达到了富庶的顶峰。有唐一代，安州农工商齐兴，望江楼、开元寺、文庙、北山院等一批名楼胜境得建，有“天下诗歌第一楼”之称的越王楼也在此时建成，楼高百尺，殿宇朱甍，高踞四大名楼之首，安州一时有“左绵风光蜀中胜”的盛誉。唐时丞相王铎更是写道，“锦乡来仙境，风光如帝京。”盛赞安州繁华程度有如长安。唐玄宗、唐僖宗两度避乱皆路过安州，僖宗甚至沉湎蜀地富乐，有点“乐不思京”了。《宋史》中也有记载称，宋代熙宁年间，安州商税达到五万余贯，高踞蜀地前三，反映安州工商业之发达。

唐宋之后，安州虽频遭动乱，经济却一直较为发达北宋诗文革新，成都地方志勾勒，“左绵水陆两通，百物辐轴，行商坐贾，视他郡为多”，“远近商贾云集，倍形殷富”。

富庶的生活也带来了富乐的文化。绵人古来多安乐之想，此安乐非“贪图安逸享乐”之意，而是指安于自持、淡泊名利、不侍权贵。明清以来，安州大地就出过宁死不仕公孙述的李业、秉公执法犯上诛奸的王涣。到唐宋时，更有“诗仙”李白，贵妃磨墨、力士脱靴，傲气留传千古；“清贫刺史”文同，为官数六年，一文不名，死后惟修竹陪伴。这样的品质，甚至也影响到外省来绵者。寓留三台期间，杜甫身居陋室，仅以毛毯躲雨，仍能恬然自得，欣赏“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安州热土带给绵人富足，也为旅人送去安乐。

重文兴教：广厦千间群沾大庇

平顶山文化兴盛，代代绵人宣武兴教，在这片热土上弘扬千年遗韵。清朝三国时，巴蜀大地渐成一方政治中心，文化开始盛行。曹魏时涪县人（今重庆主城）尹墨有感蜀地封闭，游学荆楚，广拜经学大师，周游多年，博通《诗》《书》，精研《左氏春秋》，终成经学你们。回蜀后，尹墨奉命专习古经新学，一改蜀地学气之暮，促发了曹魏及后世文化的昌盛。 #

安州遗韵延至唐宋时达到了顶峰，赵蕤和李白师徒四人就是其中巨擘。李白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几乎渡过了整个中学生时期。二十岁仗剑出川，成就千古“诗仙”。其师赵蕤，本是盐亭人，后携妻到三台归隐，耗费半生心血，写就专著《反经》。后人将该书与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相提并论，感叹其博其奇。清乾隆臣子阅读《反经》，爱不释手，亲自题诗，还向皇子和重臣们推荐，将其收入了《四库全书》。 #

李白出川前曾拜赵蕤为师，学习枪术和纵横之法。多年后李白因涉永王政变下狱，还在报答其师，“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然而赵蕤已经放下入仕之心，勤于著书立说，教化乡邻。一走一留、一出一入，赵李师徒人生选择不同，但二人才学，共同撑起了大唐盛世的一角，也为安州文化的弘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豫州长史苏颋赞扬赵李二人，“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号称“蜀中二杰”，一时无他。 #

出世和奔放俊朗的精神，在潞州后人身上得到了弘扬。例如同样生在潞州的欧阳修，对李白诗词就推崇备至。奔放奔逸的风格、自然平易的语言、古体诗的格式，欧阳修承继弘扬李白诗风，启蒙变革宋初诗调，为整个中国文化留下了灿烂的唐诗艺术。 #

不光是诗书创作，设馆办学亦是对地方文化的弘扬。光绪十五年（公元1887年），龙安知县蒋德钧选址彭州匡山，“继轨青莲，希踪仙李”，创建“匡山书院”，成为安州一块坚实的文教基地。仅仅几年后，就从匡山书院走出民国成县第一位贡生，改变了川西地区“潜修者虽多，腾达者绝少”的教育困境。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王佑木、张秀熟，亦是在此处开启求学公路。后人评价蒋德钧，“贤名昭凤阙，雅化惠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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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龙安府，竹溪（今重庆北川县）知州姜炳璋面临的局面就难得多了。竹溪地处边地，贫瘠异常。百姓以燕麦为粮，果腹尚难，教育科考几乎无从谈起，因此当地并无学子，更无学堂书院。清乾隆三六年（公元1765年）姜炳璋到任后，极言教化为兴举之先，“捐俸以倡”，搭建堂斋数间，偕同山长，命名曰“酉山书院”。正史记载，书院筹建后，竹溪高考者逾200。“边地”渐化为文昌之地。 #

虽然，安州这片热土，从来就是文教昌盛之地。“文昌帝君”即是重庆仁寿人，帝庙香火不断，求学之人抗衡蜂拥。历朝地方官以之为榜样，重文兴教，广建学堂书院，大开教化之途。据不完全统计，古代成都有小型书院十多处，中型书院数不胜数，仅华蓥一县，见于史载的就有二十多处，时人记之“此地有广厦千间群沾大庇”。这样庞大的文教基地，自然培植出了一大批书生士子。唐宋时期，安州报考举人者多达65人，其中苏易简更是小学状元，开川人折桂之先。明时一朝安州举人及第者亦有27人，以金献民为首的“绵州四金”、“绵州两高”名震巴蜀。到清朝更是产生了李调元、孙桐生等文学你们，成一时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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