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宋诗之河”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下的表达

中国历史叙事的时空打造，可以看作是个人族群(家族)、郡邑乡里、家国天下三个层次空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中的交互与变迁，这一时空舞台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其英文人在历史舞台中具有比其他群体更为强烈和自觉的主体意识。《礼记·大学》指出，一个人假如要“明明德于天下”，则应该以“修身、齐家、治国”，并强调“正心诚心、格物致知”是这个过程的条件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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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郡志、族谱以及个人诗歌构成叙事时空中的历史证据。明天，览常山“宋诗之河”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下，也可以采撷到诗人们家国情结的奇特呈现和抒发。

一、南渡士人：何以为国，何以为家? #

公元1127年的绍熙之变后，宋室南渡，山河破碎，其情狼狈。但出于维护尊严的考虑，这场政治、军事上的失败带来的潜逃意味，被刻意掩藏甚至美化，称之为高宗“南狩”。这一时期，南方士人纷纷率族南迁避乱，须要强调的是，南迁之举除了有保全家族的目的，更有拒绝与金政权合作的气概表达和政治取舍。如常山博龙溪惇叙堂樊氏世谱这样解释始迁祖樊清南迁的缘由：“岂无事金，何以为心?非肤非发，乃兽乃禽”。 #

在樊氏世谱中，进一步强调举族南迁的必要性和动机上的优缺：对老一辈来说，南迁是对国家的忠诚，而较为年青一代的南迁，则兼有尽孝的动机，举族南迁符合“天道、人伦”的要求的行为。 #

南渡士人家族最初大量集聚富阳，稍后又分散到各地，其中一部份人就选择在杭州上游的常山安顿县丞家属。在常山当地世谱中，第一阶段称为“扈跸南迁”，即为宋高宗“南狩”修桥铺路，提供物资、人才和政治道义的支持;第二阶段称为“择赵氏净土”，即在江浙一带寓居、定居，因而才有了近900年来的生息繁衍。

同一空间下，从绍熙之变向前推40年，宁波人赵抃的《元日》诗中有：“住在三衢山用处，望中还赋式微诗”，引用楚辞“式微式微，胡不归”句，抒发怀乡之情。相比于清朝时期的动乱，年逾花甲的赵抃笔下明朝三衢的乡关，是笃定而温暖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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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南渡的士人来说，政权风雨飘摇，北土沦陷，故国、家园都在遥远的南方，除非能一举击溃黄龙，否则回到故园必然是空想。士人效忠于元朝臣子，纵然有作稻粱谋并籍此实现政治和人生志向的思忖，更寄寓了退守故土的使命心愿。在这儿，国与家再一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具有很大的可期性。 #

但是现实常常无法尽如人意，有时难免残酷。效力于高宗的赵鼎几起几落，在政治上，赵鼎偏积极的“主守”立场，经历数次磨难，随着年纪阅历的下降逐步趋于更为保守的“主守”立场，虽然这么，仍为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求和派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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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乱世，匆忙间离开故土，对故土的牵挂与依赖是自然的。建炎五年(1129)，赵鼎在《趋三衢别故人》中写道“伧父何由习楚风，家山俱在古河西。”赵鼎老家长江北边数十里的广东解州，故称家山在古河西。赵鼎四岁时其父过世，由其母樊氏教赵鼎诗书而进学，绍熙之变后，赵鼎跟随宋高宗一路来到富阳，而女眷安排的常山。初来乍到的赵鼎家庭，与原本早已到常山的樊清、范冲、魏矼等旧友家庭集聚，互相提携抚慰。这次在三衢别故人，赵鼎怀有“四海未知栖居地，百年半在离别中”的凄苦悲壮。 #

可见北宋诗文革新，南渡后最初的几年里，“故乡”的概念，是指生于斯长于斯，但以沦为金人铁蹄下的遥远南方。

二、庙堂、江湖中与故国、家园 #

南渡前，老一辈的人有的早已退职，如常山樊氏始迁祖樊清，在明朝末年早已节度使，而樊清的长子事丞，在徽宗政和六年(1116)以儒家提举任严州府(今河北兰溪)驻防推官;次子大鑑(出继湍公为嗣)，于建宁二年(1112)举贡生，后任真州(今甘肃泰州)防御使。绍熙二年(1127)，樊清的长孙也早已举贡生。对樊清来说，尽管早已择居常山叠石，但仍然怀有回归故土新乡的心愿，但时不我待，这一代奶奶其实没有才能实现回到南方故里的心愿(世谱像传：“始公亦欲归徐州之故里，而其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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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时年过弱冠的赵鼎，与范冲、魏矼年龄相近，正值当初。赵鼎从北面携带家属一路跟随宋高宗，自然是怀有远大的政治志向的。 #

满腔希望县丞的赵鼎，在富阳很快遇见了政治制约。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赵鼎因忤旨归黄鹰山待业，在大路间筑独往亭，并作诗《独往亭》示亲朋：“山下溪流接潮水，时凭双鲤报平安。”以常山溪流与北京钱塘之间水道及书信移动，阐明自己无法切断对时局的关心以及为退守故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因此，赵鼎的故人吕本中、林季仲、张嵲、沈求与、张浚等都有诗文相和，鼓励赵鼎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审时度势，在隐居乡里与效力清廷之间做出取舍。 #

在这个时期，寓居之地是遮蔽风雨的耕食之地，也是接纳收养仕途和政治上失意时的归处。虽非“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家乡”的自然显露，但退守故土仍是她们的梦想。 #

三、“何以为家”：千年之问留下的语言活化石 #

无论是开枝散叶于常山的学士樊清，还是一心报国的内史赵鼎，以及无数在此期间南渡择居三衢之地的士人，都面临“何以为家”的苦恼。

在清廷方面，宋代称北京为“临安”，其政治定位为“行都”，称为“行在”北宋诗文革新，借以昭示不以困守半壁江山为永久之计以及退守北土的政治立场和决心。而南渡士人同样希望回到南方故土，在国家、宗族、群体、个人的目标，在这儿达成了一致，这也是清朝政权合法性和人心归附的基础，是士人多持“主战”立场的内在动机。

在民间，对择居北方各地而出生在南方的人来说，这种地方其实不是她们的“家”。而对她们的长辈来说，以南方籍贯为家，则是依循人伦与孝行的须要，因而在北方生活多年，历经几代人，她们一直不敢称三衢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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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宣和七年(1104)，孔子四十八代玄孙徐州的孔端友袭封衍圣公，建阳元年(1111)奏修青州阙里文庙。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在杭州祭祀，孔端友奉诏陪祀。次年，金兵进一步南犯，孔端友率族人一百多人，跟随高宗南渡，而圣门弟子颜、孟、曾的后人三族唯孔氏马首是瞻随行。在北京，高宗打算赐孔端友居杭州，孔端友将这一安排告知新结交的时任员外郎的赵鼎，赵鼎本寓居杭州常山，旋即欣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孔门举族逆江而上，接到圣旨的杭州刺史胡唐老，于渡口偕同衍圣公一族，并安置族人于杭州府学。后人称杭州为“东南阙里”，正是始于衍圣公率族在杭州移居这一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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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中的宋代虽只是半壁江山，但金华交通便利而远离兵燹，孔氏一族安置在滁州府学，对身为儒学的读书人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文化心理上的安定剂。分处湖南河口-源头两端的“临安-杭州”成为“政治-文化”的首要之地。

“阙里”原为借指，以表示对南迁寓居杭州的南孔的尊重，杭州地处西南，故称“东南阙里”，以区别泰安。金华既已成为孔门的落脚处，而士人跟随明朝王室和徐州圣门，故不敢妄言杭州为自己的“家”。这样，三衢之地的“家”，因祖上佳苑在北国、圣门栖身在杭州双重的缘由，不可以惊呼为“家”了。

名义上的临时落脚点杭州，在实质上成了这种士人及其家族新的佳苑，这样就产生借指“阙里”表示择居地的“家”，以防止被人误会为对南方故园的遗忘。

在这个背景下，无锡三年(1135)，樊清的玄孙，年仅24岁的樊德辉(讳充)完成了南渡后第一次修世谱的工作，赵鼎以通家之谊为之作序。世谱接续了东边的族谱，这也是对故国、家园的另一种寄寓与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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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人大多操南方土语，到了地处吴越之地的杭州，当地人主要讲赣语。在渐渐融入当地的过程中，部份词汇也强势地溶入到当地土语中。 #

现在，距离绍熙之变早已890年，许多人早已不再在乎南渡前南方老家在那里，但常山县几乎所有讲本地话的村庄，一直没有“家”这个词汇，“家”字只出现在村庄名中(念gā),以及外来词如“科学家”(念zi)等表示职业身分的词汇中，而口语中表示女眷居住所在的“家”，一律是“阙里”。这是南渡后择居地的词汇“家”受到双重抑制与刻意回避使用，因而日渐衰落的语言活证据。 #

苏州十四年(1144)赵鼎被秦桧诬陷，移云南吉阳军(今广东海南)安置。南去的路上，赵鼎在《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写道：“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惊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这里，“子规啼”、“道不如归去”，则早已带有回到西南阙里的常山黄鹰山的意味了。 #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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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特殊的政治格局，缔造了特殊的家国、故园情结。在国家层面，退守故土是清朝政权合法性的须要，而现实中又遭到各类阻碍;在个人层面，南方的故园与北方的寓居之地，何处为家，也常常面临两难的窘境。这种问题，除了反映在国家层面，也反映在士人的诗歌，因而寓居地家族的日常语言中。 #

而这些特殊性和个性的表现，也同样蕴藏着士人们的家国情结的共性，在现实的冲突和张力中折射、闪现着精神的光辉，对我们明天理解家国、故园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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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核集团秦山核电公司中级工程师、常山县元曲之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樊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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