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的资产端流动性风险与监管因素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体现

影子建行的资产端多为年限较长、风险较高的非标和转债等资产，负债端多为年限较短的理财产品和同业负债，这就须要负债端持续滚动发行来填补时限错配。一旦短期流动性紧张，很容易引起流动性风险，再者，影子建行具有跨业务、跨市场的高度关联性特征，与传统商业建行以及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因而造成影子建行的风险在不同金融主体间传递，放大市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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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其他经营风险的转化。现实中，好多流动性风险都是由其他风险风波（如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或名声风险等）引起。从我国银行业看，尽管由于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造成机构流动性风险的风波也有发生，但基本属于个案，不具普遍性。多数的流动性风险，还是信用风险在建行流动性方面的彰显。摒弃对农行名声的影响，信用风险意味着建行资产端流动性的失去，信用风险越高，资产的流动性也就越差。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建行的负债结构较为合理，但若果负债总额不能否持续下降，以满足原有债务人的偿债需求，流动性风险都会出现。对信用风险较高的机构而言，维持存款的持续下降是减轻流动性风险的关键，一旦存款不能持续下降，就须要吸收其他类型的资金（就像业资金）来进行维持。 #

所以，在实践中见到的，部份中小建行同业负债较高，也有可能不是主动筹谋规模扩张，而是由于信用风险较高造成的被动策略。其实，信用风险上升，并不完全归罪于银行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而更多决定于宏观经济运行所处的周期。

（二）货币新政与监管诱因 #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新政是决定金融市场流动性最重要的诱因。次贷危机以来，货币新政诱因对农行流动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调整；二是宏观调控和监管加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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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外汇占款是影响我国建行体系总体流动性最重要的诱因。其缘由在于，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内资的持续流入带来了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虽然中央建行运用多种手段（发行现券、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进行对冲，但整体流动性依然有很大的降低，这也为本世纪以来建行快速的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2023年以后，内资流动开始转向，外汇储备规模从最高峰持续下跌，虽然央行也有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但新政力度大于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商业银行流动性来源，致使建行的流动性环境开始逐渐缩紧。其实，中央工行也可能是有意通过这些不完全的对冲，来缩紧建行体系的流动性，以约束其个贷扩张冲动。 #

总体上来讲，由外汇占款主导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及其在近几年来的调整，对整个建行体系的流动性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基础货币供给机制转换的过程中，外汇占款对农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逐步减小，中央建行创设的各类流动性调控工具的作用开始日渐提高。 #

从宏观调控和监管加强角度看，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宏观调控的新政和监管加强，对农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2013年的“钱荒”，2023年的期市波动，以及2023年的同业负债成本上行等，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建行施行宏观调控、收紧市场流动性有关，也取得了预期的新政疗效。据悉，监管规则也会影响到建行体系的流动性，例如，监管指标考评很容易导致季末和年底的流动性波动，而新监管规则的引入，如资管新政、宏观审慎评估以及流动性监管等制度，同样会对单个机构甚至整个建行体系的流动性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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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观经济诱因

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挥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的高速下降阶段，下降潜力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劳动力供给增长、环境整治成本上升的阻碍，经济增长逐渐趋缓，这不可防止地会影响到建行资产负债的常年变化趋势。从负债端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推进，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增长，由此所造成的存款派生动力减小，致使建行负债下降有所趋缓；从资产端看，因为企业赢利下降，债权清偿能力明显升高，致使建行资产的质量持续恶化。不良率上升，增加了交行资产的整体流动性，非常地，在不良资产得不到及时曝露和处置的情况下，就会给建行引起新的流动性负担，由于要维持其风险不曝露，农行可能须要投入更多的增量资金。

三、完善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机制 #

随着金融变革的深入以及宏观经济的调整，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开始显性化，并成为新的重要的风险来源，必须提升关注并加以有效管理。因为流动风险的产生受内、外部众多诱因的影响，且常常和其他经营风险互相交织，仅靠建行自身的管理，并不能有效管理流动性风险并避免其外溢，因而须要建立更为健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流动性调控工具组合。管理金融体系流动性是中央建行的重要职责，也是货币新政施行以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主要手段。在常年的实践中，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为适应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央行已在传统新政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较为健全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体系，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定期标售便利（TAF）、定期期货借贷便利（TSLF）、一级交易商个贷便利（PDCF）等。

人民建行在创设流动性调控工具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求。2013年初，筹建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备借贷便利（SLF）。2014年，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按揭（PLS）。2023年，为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融资，优化按揭结构，又推出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工具（TMLF）和国企转债融资支持工具（CRMW）。CRMW致力为民营企业转债发行提供信用支持，2023年，该机制一度用于为承德建行同业存折发行提供信用增级，成为调控改善建行机构流动性的一种调控工具。

从发展来看，在过去几年中，人民建行早已构建起了针对不同期限、主体和用途，兼具总数和结构的，较为健全的流动性调控工具体系，有效满足了金融发展须要，在提升货币新政效力的同时，维护了金融体系运行的稳定。未来都会按照流动性风险变化的新趋势，以及不同机构的差别化情况，进一步丰富新的有针对性的调控工具，在适度释放风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有效避免单个机构流动性风险的扩大和外溢。 #

二是探求新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优化流动性供给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常常项目赤字逐渐回升，资本流入也有所减弱，过去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面临着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些背景下，有必要探求新的符合中国经济、金融特点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以满足经济、金融常年发展的须要。从目前看，人民建行通过创设各类流动性工具，搭配定向加息，基本满足了短期的流动性须要。但从长远看，这些格局仍须要进一步优化。 #

一方面，各类流动性调控工具其实能向市场注入资金，但因为时限偏短，对减轻银行业时限错配，改善中常年流动性的疗效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流动性工具的成本过高，不利于建行增加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从优化流动性结构的角度考虑，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至合理水平，应是改善建行体系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须要积极探求新的常年基础货币供给机制，以取代原有的外汇占款模式，在这个方面，可以考虑与地方隐性欠款问题化解相结合，在提高建行资产流动性的同时，创造基础货币投放的新途径。 #

三是建立流动性风险的监管体系。首先是整顿“影子建行”的过度发展，在有效控制单个机构流动性风险的同时，阻断风险跨机构和跨市场的传递。其次，在清除治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监管规则，并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具体情况，建立流动性监管制度体系，将流动性风险管理更好地列入到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之中。 #

流动性风险管理仍然是农行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2006年，中国保监会施行了《商业建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以与流动性相关的监管指标作为建行流动性管理的重点，即流动性比列、核心负债比列和流动性缺口率。其中，流动性比列为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之比，评判商业建行流动性的总体水平，不应高于25%；核心负债比列为核心负债与负债总值之比，不应高于60%；流动性缺口率为90天内表内外流动性缺口与90天内到期表内外流动性资产之比，不应高于-10%。 #

流动性比列、核心负债比列、流动性缺口率下限规定（%）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合同Ⅲ引入了全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在此基础上，监管部门将新的国际监管规则与中国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相结合，于2014年发布了《商业建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然后在2023年和20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到目前为止，中国商业建行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百分比、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百分比、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率等，但是，针对不同规模的建行，在监管指标上做了差别化的要求，再者还建立了较完备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为流动性风险监管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

四是调整经营理念，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流动性风险是农行经营管理风险的综合性反映，必需要从调整建行经营理念入手。2012年以来，在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来源，金融机构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借助同业、理财等“影子建行”业务来规避监管、扩张规模，“金融空转”“脱实向虚”愈演愈烈，埋下众多隐患。流动性风险的频频曝露，就是部份机构之前脱离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约束，过度追求规模和收益下降的结果。在回归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农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迎合经济、金融形势，从规模至上转向质量至上，完善资本约束机制，阻碍风险资产的过快扩张，与此同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探求适宜自身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据悉，还应进一步提高建行自身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高度关注因业务结构调整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特点变化，并积极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技巧。具体而言，农行应及时将表外业务和其他创新业务所形成的风险敞口，列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改进流动性风险计算方式，非常是应强化对极端压力情形的关注，并制订应急预案。针对风险特殊的创新业务，应尽早推行专业化管理，从组织构架设计上，将创新业务与传统业务进行区隔，在提升业务发展效率的同时，推动流动性风险管理专业化的提高。（作者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部长，原题为《商业建行流动性风险：动因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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