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贵州省粮食局离休干部冯玉祥的姑表外甥 #

　　中国近代史料冯玉祥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

　　韩兆福荐文

　　2015年8月25日于贵阳

冯玉祥将军 #

　　1933年5月，冯玉祥先生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和集体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它是一支抗日反蒋的进步势力，对中国人民后来奋起全面开展抗日战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冯玉祥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个虚衔。当时他还幻想着蒋介石有朝一日会改变他的不抵抗政策，《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才终于识破了蒋的真面目，也看穿了汪精卫的假面具。在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上，他大声疾呼坚决抗战，直接和蒋，汪的妥协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他回到了泰山，蒋介石又指挥韩复渠解散了冯的卫队。企图让冯玉祥在泰山也难以存身。恰巧1932年冬，宋哲元被任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和冯治安，张自忠都是冯的旧部，对冯的态度也较好，此时亦知道冯在山东很为难，便把他接到了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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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到察不久，日军便侵占了热河，并进犯长城各口。宋部的29军抵制了蒋介石的命令，自发地起来抗击日军，冯曾连电慰勉他们努力杀敌。蒋介石的走狗代理人何应钦则命令前线各军撤退，使日军得以进一步的窥视华北。改令全国人民对蒋、何向日军屈膝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令人发指，这就是促使冯玉祥在察北发动抗日的客观原因。 #

　　在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冯玉祥在因被蒋介石剥夺了兵权于已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对过去的一些旧部将领及凡有爱国热情地各派地方武装的首领如：热河的汤玉麟及东北义勇军的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东北将领汲金纯的儿子）及热河的地方部队的姚景川还有他的旧相识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张砺生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行了热情地激励和团结，同时还有宋哲元的29军的一部分，同时又将原由冯在汝阳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是李兴中），组成的教导团扩改成了一个师（师长为支应遴）另外方振武在山西介休组成的抗日救国军也响应了冯的号召率鲍刚的第二师和张人杰的第三师（原西北军的旧部）由介休辗转历经一个多月陆续到达了察省的蔚县。随后吉鸿昌，孙良诚也先后从天津赶来张宗口，第三天方振武也带着全部人马开到了张宗口，改张宗口的抗日空气日浓，察省府的一些胆小怕事以及和南京有关系的厅长，委员们均纷纷溜之大吉。冯即命佟麟阁代理了察省主席。因为佟也是拥护冯玉祥抗日的。#p#分页标题#e#

　　1933年5月26日，冯召集各方将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如下： #

　　“（衔略）钧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弃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急二十分之一，民众援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之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为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继不接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翼察垂危，黄河以北，意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偏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伩使频主，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辱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份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夺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生，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吾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改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众生存，恹复领土完整，谨布服心，赦祈赐于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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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叩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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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电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程潜、朱庆澜、马相伯、陈铭枢、孙科以及上海若干名流，均纷纷复电表示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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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抗日同盟军是由东北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自卫军，抗日救国军及冯玉祥的教导团（即汾阳军校），和二十九军留守部队这五部分力量联合组成，还有一部分内蒙的爱国部队。另外，冯玉祥还成立了六个军，这六个军的军长计有佟麟阁、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阮玄武、张凌云。另外在冯左右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肖杉、张慕陶、宣侠父、李连山、周茂兰、伊心田、贾振中等均在冯的身边起着骨干作用。在各部队中还有中共党员蔡蹈（合肥人）郝正平（东北人）许权中（陕西人）魏凤楼（河南人）等等。所以，抗日同盟军实际上还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的。 #

　　“抗盟”成立后，冯玉祥就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当时吉鸿昌率部先行亲赴前线，方振武则跟后跟进。他们二位作战均很勇猛，不惜牺牲，尤其是吉鸿昌（人称“吉大胆”）一遇敌人就死拼，激烈时更是身先士卒，袒臂冲杀。因此先后收服康保，宝昌，沽源并攻克多伦（注1）。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首次攻克被日军侵占的城镇据点，是空前的大胜利，捷报传出后，举国振奋。由于这一胜利还震动了原已投敌或还在歧途的杂牌部队，如：刘桂堂（即惯匪刘里弋）派其副手来张家口联系愿从日方控制下起义过来参加抗日部队。而汤玉麟则率领着他的残兵败将徘徊在热察边境，至此也派人来与冯联系表示愿意弃暗投明。#p#分页标题#e#

　　然而这个胜利却使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之流感到大为光火。因为这将会影响他们在《塘沽协定》后进一步对日屈膝妥协，甚至会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之而与他们翻脸。所以就开始对“抗盟”进行了千方百计的污蔑，分化，瓦解，并下令对冯玉祥进行军事讨伐。但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连克了察东四个重镇，有力的驳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必败”的谬论，并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

　　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除了有日、蒋、汪、伪的四面夹击阻堵之外，还有当时的中共正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之下，改使个别人员对冯玉祥合作抗日捏出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口号。如说他是“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把不同意见激化为成了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使冯玉祥内心感到十分苦恼和疑惑，再加上察省财政十分困难，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又调派了十六个师包围并封锁了察哈尔，交通与经济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冯玉祥只好被迫下野，并把主力部队第二师，第五师，第十八师及仍愿继续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交给了吉鸿昌统率到察东一代继续抗日。冯本人也于8月14日离开张垣又回泰山去了。就这样一支英勇善战，抗日有功的抗日同盟军就被日、蒋、汪、伪及当时中共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等原因而被扼杀了。这正如《周恩来选集》第382页注释冯玉祥经历中所介绍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现在分属于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义务......”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均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扛盟”收复察东四镇（县）之后，冯玉祥将军还决定在新村东侧修建“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和“抗日烈士墓”各一座，在落成典礼上冯玉祥还亲至宣读了祭文。但不知这些值得纪念的塔、祠、墓至今还在否。 #

　　另外，冯在8月14日凌晨去泰山时还带走了丘山宁、王际通、余心清、徐维烈、陈国果、陈国辉、宋秀德、吕向晨、张峰伯、金典戎、洪作武等及总司令部的一部分官佐及于抡营等分乘两列专车离开了张家口。宋哲元还亲自陪同护送到丰台车站后转复渠丘送到泰山。 #

　　冯玉祥离张后，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站韜等仍然坚持抗日。最初他们集结在商都一带整顿部队等待战机。后又认为抗日必先反蒋汪，于是便又决定经独石口，越过长城而后经赤城，延庆一带南下进袭北平，支取何应钦。同时并可吸引一部分爱国部队参加抗日使何应钦在北平的统治地位动摇。但他们进至北平以北的小汤山时，曾与一部分东北军发生了激战，后即占领了小汤山。但不幸的是，在这场激战中战韜却不幸阵亡。后进至北平东北地区后又被何应钦调集来的大部队重重包围而陷入绝境。方、吉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先后离开了部队，而部队只好被迫缴械投降。其中部队官佐竟被押送到南京进行军法审判，士兵们则被全部解散。至此，这支英勇善战且旗开得胜，并打响了华北抗战第一枪而且有卓绝功勋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就被日、蒋、汪、伪予以夹击围堵而扼杀了。但抗日的烽火从此却燃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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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吉鸿昌在离开部队后，即潜入到天津的租借内，并依然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继续进行着抗日救国的秘密活动，但最终却仍被叛徒特务们发现而遭到枪击和逮捕。在狱中他严守了党的秘密，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并揭露敌人的阴谋，在刑场上，他视死如归，并写下了一首悲壮的就义诗： #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

　　国破当如此，我何惜此头。 #

　　荐文者： #

　　贵州省粮食局离休干部及冯玉祥将军的姑表外甥，兼中国近代史料冯玉祥学术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韩兆福（鲁兵），于2015年8月25日于贵阳市威清路159号一单元三楼四号寓所。 #

　　座机号：865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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