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开山之作：元末明初人罗贯中

《三国演义》是我国唐代小说史上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代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著述的《三国志浅显演义》是该书最早的抄本，这一说法其实已成定论。为此，学术界在阐述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种时代来对其做出种种阐述的。但是，疑惑也在不断形成：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有的学者推断出罗贯中大概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如何保存出来的？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短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如何的天才，才能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专著？不过，由于嘉靖壬子本《三国志浅显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也已经为学界所认同，虽然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惑，因缺少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想法并未被动摇。

宋代抄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 #

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即便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这一工作又是十分繁难的。清代以来留传至今的各类抄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种版本或存于国外或流于海外，都是通常学者所无法看到的，有条件接触这种版本的人实在不多。寓居美国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觉得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根据的原先似应早于《三国志浅显演义》而存在（请参阅广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唐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假性质》）；上海学院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核》一书中，对国外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尽的对勘，得出了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推论。这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面一个不小的突破。据悉，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下了不少功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收集到35种版本2024年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剖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堪称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耶鲁学院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考证学》），所以，尽管考证精详，但推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定，反倒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依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上面所提出的疑惑尚未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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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心《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倍感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992年我有幸考入南京师范学院英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由于国外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义》版本几乎都在成都。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上海各大图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类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取得了大量证据。 #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隋代插图抄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浅显小说书目》中著录为“明天启间抄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留心；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减本一类，未加考校。实际上，这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刊物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藏了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表是今天启七年补配的，正文部份则是初期留出来的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浅显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份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先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导致了我详尽考校此书的极昌平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浅显演义》作详尽对勘，从书中诗歌、注释、故事表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甫刊本的抄本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 #

有关黄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读，先生看后说：“文章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某些阐述提出了更改意见。后来，我到上海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翻印件呈启功先生目验，先生在认真考量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强调：“这确是汉代初期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劝说力的。”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发觉，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浅显演义》为今所见最早抄本”的固有观念丧失了根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阐述《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州出现的黄正甫刊本的抄本时间大概应该在公元1500年（明正德十五年）曾经，值得注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该书的作者为什么许人，也就是说这个今所见最早抄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另，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及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署作了详尽的著录2024年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说明看，他觉得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抄本的明嘉靖壬子本《三国志浅显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起来的标签。 #

《三国志浅显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笺注》中有他的记载，该书作者与罗贯中有相处，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及他叫“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乐府土语极为甜美”，写过三种散曲。压根没有提及他创作《三国志浅显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之后的明中叶，他如何竟成了一个天才的小说家？ #

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浅显演义》的说法，是嘉靖壬子本确定的。该本上面有一篇蒋大器的《序》，《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苍南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总算晋新野元年之事，留意损益，目之曰《三国志浅显演义》。”可谓言之凿凿。但是此说却有两处败笔，一是将罗贯中的祖籍“太原”误写为“东原”；二是该书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政和元年（公元168年）”，“终于晋新野元年（公元280年）”，前后总计113年史事。而蒋大器说该书所叙“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总算晋新野元年”，这就是说该书所叙史事只有97年。岂不是睁着双眼说混话？如今，我们发觉了更早出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该书前的《君臣姓氏附表》标题下有一行文字云：“起汉灵帝壬午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五年事实。”（其他闽抄本中也有沿用这一说法的）这足以说明蒋大器的《序》中关于《三国志浅显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

但是，要推翻像“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样久已深入人心的成说，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被人们接受的。明黄正甫刊本的发觉，堪称是一个铁证。据悉，为了愈发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笔者还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对近200年间小说的发展，从《永乐大典》等有关文献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小说史上的200年空白”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从罗贯中生活的那种时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和留传情况看，从元明时期的三国戏剧与《三国志浅显演义》的关系来判定，推论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生活的哪个时代，三国故事还不够成熟，许多故事还没有定形，凭罗贯中一个人的智慧，无论怎样也编撰不出《三国演义》中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来。应该说，这种考察获得了大量重要的佐证，而从《三国演义》本身，也有许多内证可以证明其成书时间实在罗贯中然后。诸如“关云长五关斩将”的描写，这故事写关羽从九江到滑州（今成县）去找寻刘备。从地理上看，合肥到滑州直距离不过五百里，且是一马平川，关羽如何会翻山越岭挪到徐州、汜水、荥阳，绕了个大弯子去过关斩将呢？似乎在地理描述上有错误。罗贯中是成都人，他假如写《三国演义》，不至于导致这样的地理错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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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演义家”（即说书演员）的共同创造

上述论证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其成书时间应该在明中叶。这么，这部大书是如何创作下来的？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该是从明朝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该是指如宋人所说的“霍五九说三分”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演员。《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种说书演员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建立上去的。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早已相当建立以后，有眼光的书商听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上层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所谓“按鉴”）等史籍，对那些三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所谓“考订”），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式的“三国志传”，之后付梓刊行。启功先生曾提到有一本《龙图耳录》，讲包公的故事，所谓“耳录”，就是有人在书场里据说书演员讲说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去后把它记录出来，整理成这样一部“耳录”的书。《三国演义》的形成亦当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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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断他当是北方人，这从他对中原地理的无知可以证明。据悉，从语言上也能看出这一点，黄权这个人物，在黄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成了“王权”，“王”、“黄”同音导致字误，也是北方方音所致。若果是成都人罗贯中所写，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前所述，初期出现的《三国志传》多由广东的书坊刊出，这个最初的写定者其实就是广东人，或则是苏杭一带的人。他到底是谁呢？虽不得而知，但已无关紧要。根据胡适先生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娴熟的思想家”（同上）。这就是说，《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专著，实际上是由“演义家”（即说书演员）们共同创造下来的，所以，这最初的写定者无论是谁都一样，他对该书的创作并无多大贡献。这就是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大书，其中精彩的片断，都应该是由这些说书演员创作下来的。明朝的短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有一句“欲知后事怎样，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演员在书场上为了吸引观众而说的“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出来时，他的写定者常常连这样的话也抄写了出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的写定者当作作者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绝不可以把它的写定者当作该书的作者，更没有理由把罗贯中封为天才的诗人祭拜在小说艺术的殿堂中。 #

正由于这般，我们须要重新剖析《三国演义》，怎么剖析呢？小而言之，我们再阅读《三国演义》时，不应该把它当做一本个人创作的小说，更不应该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种时代来阐述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放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来给以剖析。大而言之，我们应从阐述《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思想意趣、艺术成就入手，结合阐述其它几部清朝出现的古典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亦即这般，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唐代浅显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

冯其庸先生在审阅我的论文中，倍感所阐述的问题事关重大，为了否认我的阐述，冯先生亲自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阅了这个黄正甫刊本，而后写出评价。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则觉得拙文有关论证“对于推翻嘉靖壬子本为《三国志浅显演义》最早刊本的旧说，对于订正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写定之作者的成说，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上述诸位学者，当时都对未能亲见黄正甫刊本而倍感遗憾。看不到黄正甫刊本的原作，对于留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来说，无疑也是个遗憾。所幸人民学院出版社总算将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请下楼来，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

选自明黄正甫刊本“张松反难杨修”一节，其中“操令破板焚之”一语，嘉靖己未本将其改为“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并作来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极’，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该注中所提及的“旧本”即当指黄正甫刊本，这是嘉靖壬子本先前已有抄本的铁证。

嘉靖壬子本（1522）一致被觉得是《三国演义》诸抄本中的最早抄本，但从该书文字碑铭之精致和“张南皮反难杨修”一节中“遂令扯碎其书烧云”一语下的这条注释中提及“旧本”这一事实看，嘉靖本不可能是最早抄本。 #

中国人民学院出版社所出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 #